北大校徽设计者(北大校徽设计有什么象征意义)

发布时间：2021-07-31 09:51 所属分类：热门主题浏览次数：

　　北大校徽设计者

　　北京大学校徽最早由鲁迅先生于1917年8月规划完结。“北大”两个篆字的上下排列，其间“北”字构成背对背的两个侧立的人像，而“大”字构成了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校徽杰出的理念在于，要“以人为本”；校徽的标志意义在于，北大当肩负开启民智的重大使命。

　　从左至右分别为：鲁迅规划的校徽、北大现在的标志、毛主席题写的“北京大学”

　　2007年6月13日，北京大学正式发布《北京大学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并推出修改后的北大LOGO。修改后的北大标志是在鲁迅先生规划的校徽图画基础上丰富和开展而来：标志中心“北大”二字饱含篆刻风韵，由三个人形图画组成。标志形似瓦当，具有显着的中华传统文明特征。标志中间部分用英文，体现了兼容并蓄、饱满深沉的内涵；外圈简练明了，展现了渊博开放、常为新的姿势。北大确定了特定色值的赤色为规范色（CMYK色值为C0M100Y100K45），并将其命名为“北大红”。

　　大学，因大师而大，更因大学生而大。也有人说，上面的是学生，下面的是老师，教师便是要甘为人梯；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便是要青出于蓝胜于蓝。北大的许智宏校长说，真实的“大”学，学术之大，责任之大，精力之大，尽在其间。许多毕业了多年的北大学生回想起来，都不谋而合地提到，北大给学子们最宝贵的是“自由独立，兼容并蓄”的精力。

　　关于一所高等院校而言，校徽或许是所谓该校的“大学精力”最直观的体现，因其往往能在视觉上直接给人以深刻印象，而方案规划的过程又往往蕴含着规划者对大学的校名、校史、办学特征、育人主旨、开展方向等的全面了解。当然，校徽还有一个基本功用，即方便辨识，由此延伸出的高校学生、校友之间共同构建起的心思认同感也同样是“大学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我国现代大学纷纷模仿西方大学的样式拔地而起之时，前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前贤显着也留意到了比如校徽、校旗这样明快而具有专特点的标志物关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但是前期的我国大学校徽不只数量少，个性也不显着，有亦步亦趋于西人文明传统之嫌，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倘若不能脱节西方大学的影子，势必无法造就本身的独立品性。

　　校徽作为标志意味较为强烈的一种文明符号，其在我国大学教育开展史上由原型拷贝到独立规划的变易之路，尤其是我国传统文明与艺术元素愈来愈显着的灌输与融汇，启示的也正是我国大学植根于华夏文明并企图以自信的姿势完结“现代化”形塑的决心。

　　今人回忆我国大学校徽变迁，有一种说法是，最早能反映“现代”特质的校徽乃出自国立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徽乃是经典之作。1916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请鲁迅规划校徽。鲁迅虽没有专业的美术规划学习，但其热爱美术，也有着不俗的美术审美和功底，于是接下次大任，悉心琢磨规划了在一个圆中加上篆体的“北大”二字的徽标，形似一个我国传统的瓦当形象，更像一个人的脊梁骨骼，寄托着鲁迅先生对北大学子都能称为国家栋梁的期望。

　　后来鲁迅还专门写了一篇《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呈报教育部，今人除了欣赏他超卓的文采中容纳的旧学功底之外，还要看到他对我国古代美术图画的了解以及美学思维的初步成型。1913年2月，他又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上宣布《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系统阐述了他对美术源流的了解，以及在新教育体系中积极推行美术教育的主张。在此之前半年多，蔡元培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值得留意的是，1912年7月12日的《鲁迅日记》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不幸不幸！”周树人奋笔写下这份“意见书”恐怕就和其时美育仍不受重视有关。恰在高扬美育之精力这一点上，蔡元培与周树人达成了共识。

　　蔡、周的往来，并非始于民国元年，只不过很难确知二人就美术的看法是从何时起沟通的。单从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任上的短短数月间，即嘱周树人以遍及社会教育为由，代表教育部，在暑期讲演会上教学《美术略论》一事即可见出他们的同声相应。周树人非常重视这几次讲演，日记里亦有仔细的记录。战友般的感情，想必令蔡元培难以忘怀，则入主北大之后延请周树人规划校徽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只是几年不见，此时周树人的艺术修养究竟抵达何种程度，他也未必很有把握，权且先将“任务”交给周氏一试。这一试没关系，北大从此有了一副标志性的“哭脸”（刘半农戏称）。因一手史料尚阙，研究者很难直接爬梳周树人的规划思路等细节；而即使周树人有相关自述，假如他是以文学笔法做的回忆，能否全盘征信也是一个疑问。不过从他那些年做的美术方面的积累，特别是藏品的风格与种类来看，这个简练明快的“哭脸”图书印章自有其源流可溯。

　　从现代艺术的审美追求来看，精约的线条可望替代繁复元素的堆砌，图画的“留白”反倒有助于艺术家表现空间的扩大和观众艺术想象力的自由腾跃。北大校徽的“北”“大”二字可以使人一望而知，而包裹于一个圆形之中，很容易让人想起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常见的圆形瓦当。巧的是，鲁迅的古物藏品中有不少圆形瓦当，一位真实的艺术家是善于从所见、所藏的物件中寻找艺术创意的。以往模仿西方大学校徽的盾牌形象，是机械地搬弄；惟有到了周树人的规划，圆形才登堂入室，使我国的大学有了“我国化”的校徽图书印章。不俗的书法造诣亦是周树人规划这一图样的坚实基础，仿篆体的“北”“大”字分上下，颇似人形，“北”字拆分的左、右二人作向上腾跃之状，“大”字则沉稳地立在底下，宛如一位大力士托起腾跃二人。这不由得让熟读鲁迅作品的人想起“五四”时期他的一句非常闻名的话：

　　“自己背着沿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广光明的当地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北大既承当教育之功用，长时间从事教育工作、其时又相信进化论的周树人对蔡先生的目的心领神会，“期望是在于将来”的。三个人形的叠加，又暗应了“三人成众”之说，教育的改造、我国的强盛，单枪匹马很难有所作为，需要相当数量志存高远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伟大的事功是由无数细小的工作累积而成。至于何以积极的意义之外又有“哭脸”的丢失、颓丧，一来是周氏本身思维深处黑暗面以及其时所在现实境遇的投射（不要忘了就在他规划校徽前一个多月，他亲自目睹了张勋带领“辫子军”入京复辟的闹剧），二来也与他对我国革新复杂性的深邃知道有关（还是在同一年，他在与频频拜访绍兴会馆的友人钱玄同的论辩中提出了经典的“铁屋之问”）。周树人的规划中，既寄寓了真挚的抱负主义者殷切的期待，又不乏灵敏心灵通过种种失利体会冲刷而自带的反讽特点——北京大学自建校以来近两个甲子的起伏荣辱，某种程度上被先知一般的大先生准确地预言了。